三个和一个dahda

;把女人的形象定出一个模子来（被动、柔弱），然后要所有的女性都去迎合这'一个'模子。"

    说"美丽"的龙应台，尖锐、深刻，却又不带片面性。其文锋芒直指"愚女政策"——"这不是缠足，这是缠'脑'、缠'心'！"在淋漓尽致地抨击轻视女人的传统观念、习惯势力的同时，龙应台毫不讳饰女性自甘示弱的顽症：从小到大你不是深信女孩应该比男孩身体纤弱一点、头脑愚昧一点、学历低一点、知识少一点、个性软一点吗？既然心甘情愿的作楚楚可怜的弱者在先，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后？她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，又不囿拘于一方的单角度，褒贬得体，尖锐而不尖刻，激烈而不偏激，更有说服力。

    其三："在欧洲"的龙应台

    "有一只乌鸦，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，将自己的羽毛涂白，但白里透黑，被鸽子赶了出去；回到鸦巢，因为黑里透白，又被乌鸦驱逐。"龙应台在描述旅欧心路时流露的情怀，几多无奈，几多感慨。

    人在欧洲是龙应台旅瑞一年多的心路。它详尽、形象地显现了龙应台目前的关注点：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，"白种文化"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倾向，对"弱势文化"中的作家无疑是一种危机，一种威胁；有些基本信念，比如公正、自由、民主、人权等等，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；"弱势文化"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，发出声音；谈四海一家，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。

    假如把人在欧洲的多数篇什概略地分类，不外乎有这么几种。一，谈社会，如清道夫的秩序、番薯、斜坡、思想栏杆等。二，谈人生，如给我一个中国娃娃、烧死一只大螃蟹、阿敏等。三，谈文学，如诗人拎起皮箱、视大奖必藐之等。换一个角度，从关怀面的宽泛和集中，还可以划分：谈国际问题，如德国，在历史的网中、丑陋的美国人、慈善的武器工厂等；谈台湾问题，如台湾素描、台北游记等。实际上，二者融为一体，她议国际问题，总是把台湾作为参照对象，议台湾问题，无不置之于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之中。一以贯之的，是力倡开阔的、平衡的、健康的世界观：在彼此息息相关的世界里，把人的价值摆在首位，从心灵的层面上真正地尊重人、关爱人。

    在龙应台写野火集的时候，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："你的职业不是教授、作家，而是中国。"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切，到了人在欧洲，转换成了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公民关系的探寻和反思。某些偏失和缺欠（视野、胸襟等），也获得匡正和弥补。

    当然，她并没有、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关切，但立足点更高了，视野更宽了；台湾已经从贫穷进入富裕，但要从依赖变得成熟，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两眼逼视现实世界，自己的角度，自己的光线，自己的眼睛。"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个'人'，也不可能做个有意义的中国人。在开发与未开发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分野，就是世界观的宽还是窄，大还是小。"

    "从野火到人在欧洲，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，站在另一个山头上，远看来时路，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。"龙应台的这段心路，虽然打上了个人切身经历的印记，但它对于华人作家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省思和启迪是相当典型的。"这一个"龙应台。

    龙应台遭受的诸多诟责，"别有用心"和"哗众取宠"是其中主要的两项。

    对于"别有用心"的罪名，龙应台坦然应承。她直言不讳："不错，我是'别有用心'，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"，"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分析、研究，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。"

    这类责难是那样的气势汹汹，连篇累牍，龙应台不得已也针锋相对地坚决回应。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的一场公开演讲中，剖明了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批评的特点和价值："至于社会批评，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，只褒而不贬，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'隐恶扬善'，但真实说来是'粉饰太平'而已，更不客气地说则是'自欺欺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