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5章 姑息之始

   度使李宝臣（张忠志），同样拥恒、定、易、赵、深、冀、沧七州之地。他一方面削甲治兵，招抚流亡，另一方面则周旋于朝廷与邻镇之间，左右逢源。朝廷为笼络他，不仅承认其节度使地位，还赐予国姓，以示恩宠。李宝臣也乐得接受，但并不实质履行对朝廷的义务。 卢龙节度使李怀仙，势力相对较弱，辖幽、蓟、妫、檀、平、营等州，地处北疆，面临奚、契丹等部的压力。但他也效仿田、李二人，在辖区内自署官吏，专擅赋税，形同独立王国。 这三镇节度使，表面上仍尊奉唐室，接受朝廷的旌节官诰，使用大唐年号，但在其辖境内，俨然是国中之国。他们互相通婚，结为姻亲，互为表里，朝廷若讨伐其中一镇，其他两镇往往暗中支持，甚至联兵对抗，使得朝廷投鼠忌器，难以措手。一种以武力为后盾、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地方割据秩序，在河北地区已然成型。，！ 第四节：子仪归镇 面对河北藩镇的坐大和朝廷内部的权力倾轧，郭子仪选择了最符合其身份与智慧的道路——远离长安这个政治漩涡，回归他的根本之地：河中与朔方。 在又一次击退吐蕃的小规模入寇后，郭子仪上表，以边镇需大将镇抚、本人年迈需静养为由，请求返回河中节度使任所。代宗顺水推舟，准其所请，并加授其“太尉”尊号，使其荣宠达到极致。 郭子仪回到河中（治所蒲州，今山西永济），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生产、整顿防务、抚恤士卒上。他深知，朝廷的猜忌不会因他的退让而完全消失，唯有自身立身以正，手握强兵但不生异心，方能保全身家，亦能护卫社稷。他对待部下宽厚有恩，法令严明，使得朔方军即便在仆固怀恩之乱后，依旧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与对朝廷的忠诚，成为制约吐蕃、稳定关中的定海神针。 然而，即便是郭子仪，对于日益骄纵的河北藩镇，也感无力。朝廷的姑息政策，他看在眼里，忧在心中，却无法改变。他曾私下对儿子郭曦感叹：“田承嗣辈，非仆固怀恩可比。怀恩性直，其叛也多因激变。而田承嗣等，乃积年猾贼，深根固蒂，朝廷若不能早图，恐为他日之大患。” 但这番忧思，他无法尽数上达天庭，即便上达，此刻沉溺于元载所营造的“稳定”表象中的代宗，也未必听得进去。 第五节：姑息成弊 永泰年间（765-766年）至大历初年，在元载的主政下，唐代宗朝廷对藩镇总体上采取了一种“姑息”政策。只要藩镇表面上承认朝廷权威，不公然举兵反叛，朝廷便默认其割据的现状，甚至在他们内部发生兵变、擅自继位时，也往往予以追认。 这种政策，在一定程度上换来了表面的和平，使帝国获得了喘息之机。朝廷得以将主要精力用于应对西线的吐蕃威胁，以及恢复被战乱严重破坏的经济。 然而，姑息政策的弊端也日益显现。它极大地损害了中央朝廷的权威，使得法纪松弛，号令不出关中。各地藩镇有样学样，不仅河北三镇，就连一些内地的节度使，也开始效仿，专擅一地军政财权。节度使的职位，往往父死子继，或由部下悍将拥立，朝廷的任命徒具形式。 更重要的是，它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：只要拥有足够的武力，便可以胁迫朝廷，获取并保持自身的特权。这无疑刺激了更多人的野心，为日后更大规模的藩镇叛乱埋下了伏笔。 长安的大明宫，在元载的打理下，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与威严。但在这秩序之下，是地方藩镇日益骄固的现实，是宦官势力在蛰伏中等待下一次崛起，是府库空虚、民生凋敝的隐忧。郭子仪在河中，李光弼在徐州（已于广德二年病逝），这些擎天巨柱正在老去或已然倒塌，而帝国新的支柱，却似乎尚未长出。 姑息，或许能换来一时的安宁，但安宁之下，危机的种子正在悄然萌芽。大唐帝国，已然步入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、由藩镇、宦官、党争交织而成的中晚唐时期。 （第三十五章 完）：()大唐内外三百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