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章 延龄蠹国

   谤，信而见疑，最终远谪巴蜀蛮荒之地。陆贽的罢相，标志着贞元朝后期，正气彻底被邪气压制，朝政加速走向腐败。 第四节：西北隐忧 就在德宗沉迷于裴延龄为他编织的财富幻梦，并在朝堂上排挤忠良之时，帝国的西北边境，警报再次频频传来。 吐蕃依旧是最大的外患。自平凉劫盟（贞元三年，787年）之后，唐蕃关系彻底破裂。吐蕃连年戍边，陇右、河西走廊依旧在其控制之下，关中时受威胁。德宗不得不依赖李晟（虽已失势，但威名尚存）、浑瑊等宿将以及日益庞大的神策军来维持西线防御。 然而，神策军在其实际掌控者——左神策护军中尉窦文场、右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的经营下，规模急剧膨胀，待遇优厚远超诸镇，却逐渐暴露出了纪律松弛、训练废弛的弊病。许多长安富家子弟、市井无赖，为逃避赋税、谋求进身，纷纷贿赂宦官，挂名神策军籍，坐享厚饷，却不堪一战。真正戍守边陲、浴血奋战的，反而是那些待遇微薄的外镇兵将，军中怨气日积。，！ 贞元九年（793年），为防御吐蕃，加强关中与蜀地联系，西川节度使韦皋（接替张延赏）奏请朝廷，联合南诏，开辟“清溪关道”，重新经营巂州（今四川西昌）地区，这虽然取得了一定战略效果，但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。 第五节：党争初萌 陆贽罢相后，朝堂之上，再无足以压制群小、调和鼎鼐的重臣。以裴延龄为首，聚集了一批趋炎附势之徒，如礼部尚书李齐运、京兆尹李实等，把持要害部门，排斥异己，贿赂公行。 而另一边，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，如尚书左丞赵璟、给事中袁高、谏议大夫阳城等，则对裴延龄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，不断寻找机会进行抗争。他们虽然势单力薄，但代表着朝中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。 一次，德宗欲任命裴延龄为宰相，诏书都已草拟。给事中袁高负责封驳诏书，他拉着吏部侍郎赵璟一同去见宰相赵愼（陆贽罢相后上任，较为中立），抗言道：“裴延龄奸佞刻薄，天下皆知。若其入相，恐祸乱国家！吾辈职在封驳，虽死不敢奉诏！” 赵愼亦知裴延龄之恶，便入宫力谏。德宗见阻力太大，只得暂时作罢。 阳城更是率拾遗、补阙等谏官，伏于延英殿外玉阶之下，叩头泣谏，极论裴延龄之罪。德宗大怒，欲加严惩，幸得太子李诵（后来的顺宗）出面劝解，方才作罢，但将阳城等人远贬出朝。 这些斗争，虽然未能扳倒裴延龄，却使得朝堂之上的对立情绪日益公开化和激烈化。以裴延龄为首的“聚敛派”与以陆贽旧部及部分清流为代表的“清议派”之间，界限逐渐分明，开启了中晚唐牛李党争的先声。 第六节：暮气深沉 至贞元后期（795年及以后），德宗朝的政治已然暮气深沉。德宗本人年事渐高，愈发怠于政事，深居禁中，与宦官、弄臣为伍。他对藩镇完全采取姑息政策，只要不公然反叛，便听之任之。对朝臣，则用其聚敛之能臣，远其忠直之诤臣。 裴延龄等人更加肆无忌惮，为了满足德宗和自身的贪欲，不断加重对东南八道等朝廷直控区域的盘剥。史载：“是时，宫中取物于市，以中官为宫市使，率用直百钱物，买人直数千物……名为宫市，其实夺之。” “五坊小儿”（为皇帝饲养鹰犬的宦官爪牙）更是横行市里，讹诈百姓，无恶不作。长安城内，怨声载道。 曾经那个在奉天城头与士卒同甘共苦、誓言中兴的德宗皇帝，已然消失不见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个猜忌、吝啬、沉浸在虚假太平和私库财富中的老人。帝国的肌体，从中枢到地方，正被贪婪、腐败和姑息一点点侵蚀。 希望，似乎并未完全断绝。它转移到了那些在地方上默默耕耘、试图有所作为的官员身上，如西川韦皋、淮南杜佑等；它也寄托在东宫那位因风疾而不能轻易言语，却一直冷眼旁观、深知时弊的太子李诵身上。但至少在贞元末年的长安，黑暗似乎比光明更为浓重。帝国的航船，在浑浊的暗流中，正滑向一个未知的、却注定不会平静的未来。 （第四十六章 完）：()大唐内外三百年